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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特点：
现代经济是产业机构和质量不断优化、提升 现代化经济体系，应当充分体现现代经济特征。
当今世界，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，市场就成为最稀缺、最重要、最核心的资源了。所以这个全球化导致了发达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，社会撕裂。
为什么说是劣质需求呢？以投资为例，货币政策是通过降低利息率来刺激投资的，随着利息率的降低，投资是可以被刺激出来的，但这些被刺激出来的投资的预期收益率是越来越低的。内容提要：8月10日在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、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办的东方红·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沙龙第十次研讨会上，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认为，世界贸易格局将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，全球化的逆转将是不可避免的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世界贸易格局将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，全球化的逆转将是不可避免的。但遗憾的是，这个科技革命到现在还没有出现。于是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之间出现了对立。
例如，最近这几十年，中国得益于对外贸易，尤其是加入WTO之后，中国的各个阶层都从全球化中获益了。资本家为了赚取高额利润，因此出现了资金外流，投资到国外的现象，而这导致了本国的各个行业相对萎缩。第一，货币政策应以稳为主，略偏宽松。
日本则主要受国内需求放缓、台风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生产运行，以及全球贸易环境趋紧导致外需减弱等因素，2019年以来日本经济表现较为疲软，经济增长动能也已经出现放缓迹象。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，随着2019年下半年以来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空间得以宽松，但是受制于全球总需求的下降，经济增长后劲不足。基于包括市场化改革、供给管理、需求管理三大类政策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，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是加快市场环境治理为主，供给管理次之，需求管理为辅现实中遇到的诸多风险问题，迫使我们不得不更加重视人。
比如人的身份问题，首先是户籍问题，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，是编制内还是编制外，是干部还是工人，都是身份问题。从这一角度来说，财政政策的作用就是熨平经济波动，也叫反周期或者逆周期调节。
现在的财政政策已经从纯粹的经济政策变成同时也是社会政策，在社会领域发挥作用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现在的财政政策已经悄悄转向了风险管理，这是财政政策的重大转型。在一个特定的改革时期，我们特别强调财政的公共性，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。如果财政政策还是按照传统老一套仅仅调节需求，是远远不够的。
知识和技术都来自于人。同时，会议特别强调要保障重点领域的支出，特别是对基层的工资、运转和基本民生，也就是三保要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，要压缩一般性支出。比如诚信是一个社会风险问题，诚信风险，对企业来说带来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。只有构建了发展的确定性，中国的发展才是有希望的，也才是有前途的。
所以，当前的财政政策应该从需求管理的框架中摆脱出来，转向风险管理，为我们的发展注入确定性，降低公共风险的水平，从而使生产的成本、生活的成本都能够大大降低。只有降低了公共风险，发展的确定性才能构建起来，否则发展就可能在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中落入某种陷阱。
风险社会需要管理风险 从当前社会大背景看，我们处于风险社会这一人类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时期。不然，这种生活风险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成本。
(作者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，本文是作者在北大国发院2019中国公共财政论坛上的讲话，已经本人审阅) 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财政政策 社会风险 。政策多从短期角度考虑问题，制度更多从战略上解决问题。至少有三个类型的发展不是我们想要的：低技术含量的发展、少数人富裕的发展，以及与环境不友好的发展。财政政策同时也是社会政策 我们过去对财政政策的理解主要基于需求管理的分析框架。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不确定性。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提出的是现代财政，财政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。
所以，现在转向以人为本的逻辑，更多是因为我们遇到了许多原来不曾遇到的风险，要构建发展确定性，需要更多考虑风险问题。这方面有很多历史的经验教训可借鉴。
人老了没有收入，社会需要通过养老保险制度为老人们提供一个安享晚年的确定性，化解人退休后的风险。现代财政以人为本 高质量的发展是什么，我们可以从什么不是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思考。
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新表述可以看出，财政政策不仅要在经济领域，更要在社会领域发挥积极作用;它既是经济政策，也是社会政策，这就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基本特点。因为发展动力建立在人身上，需要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、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、人力资本积累更加平等去促进高质量的发展。
我们过去的财政模式叫公共财政，现在叫现代财政，内涵是不一样的。因为身份问题导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，反而在拉大。现代财政是以人为本，围绕人做文章，围绕人的基本权利做文章，这就涉及到很多与社会体制密切相关的问题。风险社会的概念是一名德国社会学家提出来的，他认为，世界已经从过去的农业社会、后来的工业社会、现在常说的信息社会，进入到了风险社会。
对公共风险加以管理，这才是现代财政的基本职能。中国发展到现在已经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，仅靠GDP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，各方面都得协调发展，整体发展的特征越来越明显，就像一个人既要长个也要长经验，还要长知识、长能力，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。
风险和成本可以说是一体两面。风险是分层次的，有个体的风险、市场的风险，对于国家发展来说，风险就应当是公共风险，公共风险如何防范，如何化解，从而降低社会面临的不确定性，这需要靠制度，也要靠政策。
在风险社会这个大背景下，财政政策的使命就应当是风险管理。可见，在经济下行大幅减税降费的背景下，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，这种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表述上，更多是在它的内容以及实施方式上。
从更高层面来分析，财政政策从需求管理、供给管理，转向了风险管理，这个风险不是市场领域的风险，而是公共风险，涵盖了经济不稳定的风险、经济动能不足的风险、社会贫富差距大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的风险，等等。这种不确定性不是体现在某个领域、某个方面，而是体现在国家发展的不确定性，以及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。现代财政是综合性的，归结为一点就是人，要从人的角度来思考所有问题。如果世界本来就是不确定的，我们的发展就需要为国家和人类文明构建出一种确定性。
只有着眼于人，才能避免这样的低质量发展。随着发展的持续转型升级和爬坡过坎，其中的不确定性会越来越大，这就会产生公共风险，诸如经济领域、社会领域、环境领域的风险，这恰恰是财政政策需要关注的问题。
比如发展新动能靠什么？靠知识，靠技术。这些问题给我们的整体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。
现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，还有工业化、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、公共服务与人的脱节，等等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向的是物，追求创造财富的效率，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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